接下来那一周，雪断断续续地下，老楼的信号也跟着断断续续地坏。
我换了好几个时段给她打，都是同样的毛病：画质糊成一锅粥，噪点像活物一样在她脸上爬。
只有声音时好时坏——好的时候她的呼吸我都能听清，坏的时候她喊我三遍，我也只能回一个“嗯”。
可越是听不清，我越是想听。
我把手机听筒贴在耳朵上，把音量开到最大，像个窃听贼一样，把她每一个含混的音节都捞起来，放在舌尖上咂摸。
她的声音穿过电流，被噪点切成一段一段的，像一封被撕碎又拼回去的信。
我拼着那些碎片，拼出一个越来越陌生的苏晴。
有一晚信号难得不错，我们多聊了会儿。
她那天穿了件黑色的吊带睡裙，领口松松垮垮，锁骨下方那片皮肤在暖黄的灯下白得晃眼。
她说她有点睡不着，翻来覆去的。
我说那我给你讲个笑话，她笑着点头，手却悄悄攥住了睡裙的下摆，指节捏得发白，像在把什么东西从膝盖上赶开。
讲笑话讲到一半，她忽然把手机往自己脸上怼了怼，说：“老公，我这边好像有只蚊子。”
我笑话卡在嗓子里：“大冬天哪来的蚊子。”
“真的，”她的眼睛瞟向画面外某个方向，睫毛颤了颤，“好像……爬我腿上了。”
她说着把手机往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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